眼睛说话的雄辩和真实，胜过于言语。
——塔克曼
高考后他和他的母亲特地来告诉我他被北京外交学院录取了。他高兴地说0.9和1.2的视力使他没有遇上任何阻力，他还悄悄告诉我，报志愿时他也想报医学院当个医生。
眼球不仅仅是一个器官，它是了解世界的窗，是通往前程的路，更是保证生命质量的基础。事实证明，只要医者一切从患者出发，就会获得理解和尊重。
——《指尖上的光明》
别了，玻璃体手术刀
年3月2日，我度过了自己65岁的生日，也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奋斗，39年的眼科医生职业生涯在那一天落下了帷幕，我退休了。不久，我接连两次病倒，真的要彻底离开我热爱的工作，放下手中的玻璃体手术刀（简称“玻切刀”），远离伴我半生的手术台了吗？疾病初愈，回到熟悉的手术室，坐在手术间，望着那台玻切机，往日的一幕幕恍如昨日。
两个女孩的不同命运
20世纪80年代末，我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玻璃体手术强烈的好奇心来到联邦医院学习。一年后，我带着满满一箱复印的资料和学习体会回到祖国，开启了我的专业梦想。但是，前进路上并不平坦，开展玻璃体手术初期，为一个女孩的治病经历至今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使用的是一种单体玻璃体切割机（简称“玻切机”），这种机器需要配上气液交换机和电凝仪功能才是完整的。由于依赖进口，当时电凝仪迟迟未到。这个女孩小张（化名）由于1型糖尿病导致双眼玻璃体积血，视力骤然下降到“手动”，不能看清眼前的物体，女孩的妈妈陪着她来到我院要求手术。她的妈妈告诉我，女孩找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对象刚刚结婚，就出了这种事，女孩的内心已濒临崩溃。看着患者和家属急切的样子，我们决定先做一只眼。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术中出血最终导致手术失败。然而，也许是出于对光明与美好人生的向往吧，小张非但没有就此丧失信心，反而迫切地希望我们再做另一只眼，我们在纠结中放弃了，希望等待电凝仪的到来，以保证手术的安全性。不幸的是殊途同归，在等待中，女孩的另一只眼最后也彻底失明了。我清楚地记得，这位20多岁漂亮的女幼教老师，最后丢了工作也失去了爱人，不能想象她今后的日日夜夜将如何度过……这件事像根针一样刺在我的心上，使我终生难忘。一个医生、一次手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和一生！自此，我无比真切地感受到了身为一名医生肩上的责任，也重新领悟到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八个字的重量。
作为眼科医生，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在我行医生涯中恰逢眼科革命性的发展，使我学到了新技术，掌握了为患者争取光明的手段。但我们这一代人的压力也是巨大的，我们必须在手术设备日益完备和手术器械日趋精良的同时尽快积累临床经验。在我们的起步发展时期，每年我的手术量都达到千台以上，曾记得最高的纪录是一周整整台。
随着设备、技术的更新和手术经验的不断丰富，玻璃体手术成功率得到了大幅提高，也带来了治疗理念的转变：一是打破了合并NVG（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禁忌，年我们在国际上报道了使用抗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合并NVG的临床效果观察，认为在NVG的早期及时使用抗VEGF治疗消退新生血管，是可以控制眼压，提高视力的；二是减少眼内填充，在PDR（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手术中减少造孔、减少填充体现“手术最小量化”。事实上我们发现，没有裂孔的PDR牵拉网脱，只要松解了牵引，视网膜下液可以很快自行吸收，年我们发在Retina（著名的眼底病杂志）上的文章总结了眼术中不放液，不填硅油的结果，视网膜复位率达94%；三是对于一些病变血管活跃的PDR手术眼，使用抗VEGF辅助用药减少术中、术后出血，保证手术安全，提高了手术成功率……而这一切，不仅仅是学术辞藻的罗列与堆砌，更为很多患者带来了光明的希望。
年，一个和小张同样患有双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26岁的女孩因此得到了不一样的命运。女孩1型糖尿病病史5年，入院检查双眼视力眼前手动，B超显示双眼玻璃体积血且视网膜脱落。为了保证手术顺利，右眼术前7天用了贝伐珠单抗，手术中双眼均使用了双手剥膜技术，术中避免了硅油填充，术后她成功地获得了0.2的视力，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了！这是身为一名医生的我能够给她的最好帮助。
挑战从打破禁忌开始
我曾看过网上一位日本医生对“好医生”的评价：除了能够诊断正确、处理得当外，主要是能否获得患者的充分信任。我认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主要取决于医生能否治好病，治好疑难病和少见病、特别是医学界尚无治疗经验的病。一个好医生的职业精神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改变患者的命运，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所医院外地患者多、疑难病例多，想做一名好医生就要不断挑战疑难病例，就要勇于承担风险。特别是面对当前复杂的就医环境和并不那么和谐的医患关系，更要求医生在保持初心的同时具有奉献精神与创新精神。在近40年的医疗实践中，我们打破了许多禁忌，作了成功的尝试，使术前无光感的患者复明，挑战既往眼球摘除的手术适应证，使眼球严重损伤者保住眼球恢复了有用视力。
10年前的一天，一位38岁的外地男性患者在家属的搀扶下走进诊室，患者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同行的哥哥也是愁眉不展。经过询问，患者是骑摩托车时出了事故，一只眼当即被眼球摘除，保留的这只眼仅存光感，眼球塌陷，医院做了巩膜裂伤缝合术，医院。进一步检查发现：患者前房积血、虹膜、晶状体缺如，后部结构不可窥见。B超示：左眼视网膜漏斗状全脱离合并脉络膜撕脱。我查阅了文献，这么严重的合并脉络膜撕脱的眼球顿挫伤，既往国内外均没有成功经验。
然而，拒绝手术就意味着患者只能在黑暗中度过余生。我下决心对他实施了玻璃体手术，术中见到撕脱的脉络膜直立在中央并已经纤维化，有人形容就像“鸳鸯火锅”。试用重水或外加压均不能使撕脱的脉络膜复位，我们首次采用纤维蛋白胶用于脉络膜和巩膜的粘合，玻璃体腔填充了硅油。治疗的结果出奇的好，术后6个月保持着矫正视力0.1，眼压8mmHg和良好的硅油容受性。随后我们通过兔眼实验，证实了最终发生的瘢痕黏附的可能机制。该手术病例及实验研究结果分别在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期刊发表，并获得了-年度中华医学会眼外伤学组的10大创新成就奖。
另一位60岁的患者，由于难治性血小板减少导致免疫功能低下，进而双眼患真菌性眼内炎，来我医院拒绝，拒绝的理由一是担心真菌不好控制，二来也担心术中出血无法收场。我没有犹豫，因为如果不接受这个手术，患者炎症不能控制，不仅仅是双眼失明的问题，对他的生命也会造成威胁。我们术前给患者输了血小板，手术很顺利地做下来了。术后结合抗真菌药的使用，患者恢复了一定的视力，生活可以自理了。从第一次被轮椅推进诊室到自己可以走来复查，对于这个进步，无论是病人和还是术者都是满满的幸福。
在年出版的《医家金鉴》中，我在《掌好玻璃体手术刀，做孩子们的保护神》一文中记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小伙子，正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三，繁重的课业使他忽略了早已产生的双眼闪光感，他盲目地认为视力减退只是近视度数增加了，直到他去重新配眼镜时才对此产生了怀疑。眼科检查结果：右眼0.2，陈旧性视网膜脱离。左眼0.8，视网膜脱离，IOL眼（人工晶状体眼）。诊断是无情的，小伙子几乎被击倒，他紧张的神情分明在担心他的大学梦因此破灭。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讲，“成功”不仅仅是最终的解剖复位，他希望得到很好的视力，他需要争取备考的时间。研究过病历后我想：患者的右眼已有玻璃体混浊、前增殖，不行玻璃体手术视力无法提高。玻璃体手术后填充长效气体将使他较长时间不能上课，而填充硅油复位更为保险。他的左眼是上方裂孔，晶状体后囊已有混浊，不如玻璃体手术后注入短效气体同时将后囊中心部切开，这样的设计如果失败，会使他原有视力下降，如果成功将获得较巩膜扣带术更高的视力，我感到了心中的压力。
年6月3日，我们为他施行右眼玻璃体切割、硅油注入术。4天后行左眼玻璃体切割、后囊切开、SF6注入术。术后患者很快就上学去了。高考后他和他的母亲特地来告诉我他被北京外交学院录取了。他高兴地说0.9和1.2的视力使他没有遇上任何阻力，他还悄悄告诉我，报志愿时他也想报医学院当个医生，只是北医竞争太大了。我为选择对了术式而庆幸，更为成全了他的理想而欣慰。他的母亲拿出了准备好的礼物，我拒绝了，说：我不希望在别人心里留下对医生不好的印象，特别是孩子，如果我的工作帮助了他，那是应该的。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我的工作态度影响了他，使他奋进，使他成材。
时至今日看到这些，依然很激动。我的工作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和成就。诚然，医生在治疗中本着一切从患者角度出发的原则可能会使自己承担更大的风险，但是一旦成功患者就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在患者的生存质量和医生的风险面前，显然前者更重要。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赴德对ROP（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做了专门学习后，我将ROP研究作为了一个重点。最初的起步是艰难的，公众对ROP的认知度低，依从性差，不理解筛查的意义。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努力在临床中创造了几个第一，在国内的ROP研究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年发表了我国第一篇关于ROP发病因素报告；年在国内第一个采用视网膜冷冻术治疗ROP并给予报道；年在国际上第一次创新性地提出了采用局限性松解性玻璃体切除术治疗ROP4期病例，保证手术复位率的同时避免了传统手术带来的并发症风险；年最先报道了雷珠单抗眼内注药影响ROP患儿血浆VEGF浓度轻；年在国际眼科顶尖杂志Ophthalmology(影响因子8.)首次报道了单中心大样本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治疗ROP的疗效观察，最先提出抗VEGF治疗2区病变优于1区病变，对既往国际上的结论提出修正，从而扩大了ROP抗VEGF治疗的适应证，改变了ROP的治疗模式，这项成果使众多的早产儿受益，大大减少了视网膜脱离的发生率，给无数孩子带来光明的未来。此项研究成果获“年度中国眼科十大创新成就”并斩获年度“北京医学科技奖”。
好医生首先要战胜自己
40年的医生职业生涯中，医生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患者，还有自己，做个好医生要首先战胜自己。在国内玻璃体手术起步阶段，北京市只有4家医院的少数几个医生可以完成手术，我们这些先行者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在那段时间，在完成本院的工作后，我要帮扶医院掌握这项技术，仅北京市就有二十多家，过度的劳累，长期的低头手术，使我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常常因疼痛不得入睡。骨科医生告诉我：如果保守治疗，需要长期休息，以后不能再承受如此大的工作量；如果积极治疗，用传统的方法，可能导致以后低头困难；而用一种人工椎间盘置换的新方法，术后很快可以恢复工作，但这种方法仅适用于45岁以下患者，国内也刚刚做了几十例……谈话中我的心情是沉重的。随后，我也从各方搜集到了做颈椎手术“瘫、栓、亡”的信息。何去何从，内心是挣扎的。然而12年前，55岁的我还在手术黄金期，过早地放下手术刀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了事业我接受了手术。术后不久，我就带着保护颈套站上了手术台。在个人健康与职业寿命面前，放到今天我还会这样决定。
一些突发状况也随时在考验着我们。一次手术中，冷冻头突然脱节，砰的一声巨响，冷冻头直接砸到了我的头上，血顿时流了下来，另一边，冷冻机还在呲呲作响，我嘴里喊着“保持无菌！”，迅速抓起一块纱布盖在患者眼上，随即跑下台关上冷冻机，并安慰着患者“没事了，我们继续。”马上重新进行刷手等无菌操作，继续完成手术。患者被送出手术室后，我的头被外科大夫缝合了4针。事后我对患者连连道歉，没想到患者递给了我一封信，谈到的是手术台上发生的一切带给他的感动。眼球不仅仅是一个器官，它是了解世界的窗，是通往前程的路，更是保证生命质量的基础。事实证明，只要医者一切从患者出发，就会获得理解和尊重。只要医生心系患者，也会获得患者深深的信任，而我也从中获得了荣誉：医院名医称号的获得者，连续跻身中国名医百强榜。
作为医院的医生比一般医生更需身负多重职责：医生、研究者、老师，可谓“一身三职”。作为医生，我完成了2万余例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年我作为第一获奖人以“玻璃体手术的创新性研究及应用”获得了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作为研究者，我和我的团队先后获得14项基金，发表50余篇SCI论文，医院首届学术之星，我们的项目“视网膜血管性疾患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获得了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年获华夏医学科技奖三等奖；作为老师，我是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及教学优秀奖获得者，先后培养了27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如今，我的学生们大多活跃在眼科临床一线，最早的学生们如今早已被称为老师。作导师的21年中，我倾囊相授，为眼科界培养出许多优秀的青年玻璃体手术医生，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如今，我放下了手中的玻切刀，但看到我的学生们一个个的成长、成材，为眼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内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欣慰。
感谢我的母校北医，带我走入行医之路，使我从不后悔；医院的老师和同事们，有了你们，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充满快乐；感谢我的患者，有了你们的帮助、认可，我才有可能向好医生迈进；感谢手中的玻璃体手术刀，使我历尽风雨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玻璃体手术者，成就了我的事业和梦想。今天当我告别他时，我没有遗憾，带着半个世纪的人生经验，40年的职业精神，我将转移战场，再次起航！
姜燕荣教授访谈视频
姜燕荣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医院眼科副主任。现任华润大学眼科学院院长，华润凤凰眼科事业部名誉主任，医院眼科教授。中国女医师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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